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盛世修书 继往开来——回顾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编辑与出版历程 发布时间:2016-8-19 16:18:45   作者:李国章  

  [编者按] 今年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建社六十周年,从本期开始,我们将陆续在“书人书事”栏目中刊载回顾性文章,作为社庆巡礼的一部分,敬请关注。这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原社长李国章老师回顾大型项目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的编纂经过,就像李老师所说:“大型项目就像是‘蓄水池’,需要五年甚至十年以上重大的人力、财力投入,而暂时较少甚至没有产出;然而一旦成功,便如‘蓄水池’开闸,不仅可带来超乎投入的经济效益,且会以其重大的学术影响,提升出版社的品牌与地位,这更是一笔巨大的隐性资产。”

 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《续修四库全书》,从1994 年全面启动,到2002 年全书出齐,历时8 年,共收书5213 种,全套1800 册,每册平均700 页,上下两栏,所收页数多达250万页,按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分类,用绿、红、蓝、赭四色装饰封面,精美典雅,气势恢宏。这项浩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,体现多方协作、团结奋进的精神,为大型出版项目从选题策划、编辑出版和经营管理等方面,积累宝贵的经验。

  协调共进结硕果

  先从选题策划谈起。《四库全书》是清代乾隆三十七年(1772)开始编纂的,当时集中了大批人力、财力,组织了各学科领域最有成就的学者,历经十年,这部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百科性质的丛书终于编成,共收古籍3462种,其文献价值与学术史价值均称巨大。然而由于历史原因,清廷在编纂《四库全书》时,寓禁于征,对所谓“悖逆”、“违碍”的书籍,或全部销毁,或部分“删改抽撤”,以维系封建统治的秩序。加上编纂者的某些学术偏见,使不少应该选录的优秀古籍没有入选,有价值的民间文学作品及戏曲、小说都被视为小道,排除在全书之外。这些都需要匡谬补缺。更重要的是,从乾隆中期以后至辛亥革命以前,中国学术界又积累了大量重要的成果,加上散失海外的古籍善本回归本土,考古发掘使竹简帛书重见天日,私藏民间的以稿本形式流传的优秀著作不断问世,对这个时期学术文化的发展必须进行新的归纳总结。这是一项继往开来的重要任务。《四库全书》编成之后,数代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曾多次倡议续修,均因时局动荡,无法实现。

  前人无法实现的愿望,我们有条件完成历史重任,这是因为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三者兼备。从大处看,以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,我国迈入改革开放、快速发展的新时期,为编纂出版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创造最有利的条件。1981 年党中央发出“关于整理我国古籍”的指示,国务院随后发出恢复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通知,我国古籍整理和出版事业蓬勃发展,取得显著成绩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,社会稳定,经济发展,学术繁荣,已充分具备续修《四库全书》的条件。从编纂出版的情况看,与当年乾隆皇帝编修《四库全书》相比,各有短长,当时是皇帝下官修,令行禁止,非常方便。而我们是集合全国古籍研究专家以民间形式进行编纂和出版工作,相对来说难度大得多。但是也有有利的方面,如今古籍收藏大都集中在国家和地方图书馆,借书相对比较方便,全书采取影印方式,不须一一重抄,技术条件比过去先进得多。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发展历史看,已具备编辑和出版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的能力。在我社创办者和长期担任社长职务的李俊民同志与戚铭渠、包敬第等后继领导,以求贤若渴、海纳百川的胸怀,为出版社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编辑出版人才,出版了大量古籍整理和研究著作,在海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。1984 年以后,魏同贤社长和钱伯城总编辑继承我社优良传统,大力开拓创新,影印出版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,编纂出版《古本小说集成》、《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》等大型出版项目,为我社承担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编辑出版任务打下良好基础。

  在影印《四库全书》完成之后,魏同贤、钱伯城先生曾召开社内中层干部会议,提出“《四库全书》出版以后怎么办”的问题,经过大家讨论,提出续修《四库全书》的构想,并认真对选题进行论证,但因面临两大难题,未能立即实施。一是编纂班子的组成,要有权威性,单靠出版社的力量,是有困难的;二是古籍出版社正处于低谷状态,未能筹集到可观的出版资金。一项大型出版工程之成败,有其偶然性,更有其必然性,可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,困难与希望同在。经过数届社领导带领全社职工的不断探索,形成重要的共识,在贯彻党的出版方针的前提下,必须坚持和强化专业意识,既要推陈出新,又要加强独创性,不断开拓与调整选题结构,以适应时代发展和读者的需求。我社的选题结构必须是大中小项目合理配置,以形成良性循环的效益。其中大型项目就像是“蓄水池”,需要五年甚至十年以上重大的人力、财力投入,而暂时较少甚至没有产出;然而一旦成功,便如“蓄水池”开闸,不仅可带来超乎投入的经济效益,且会以其重大的学术影响,提升出版社的品牌与地位,这更是一笔巨大的隐性资产。影印《四库全书》之成功,更丰富了这一理念。鉴于上述认识,1994 年5 月,新一届社领导班子成立,我组织班子进一步统一思想,协调分工。思想上统一认识,要将当时社内外对《续修》的各种议论,化为完善项目设计的助力。在运作上,则要形成超大型项目与常规项目的互动机制,即常规项目必须加大发展的力度,以期在维持出版社日常运转的同时,为“蓄水池”注水;“蓄水池”的作用就倒逼常规项目保质增量,并在放水时,为常规项目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与经验支撑。为此,社领导班子作了合理的分工,我总掌全局,并主持《续修》的编辑与出版工作,李伟国同志(后改为王兴康同志)协助。班子的其他同志则倾力于常规项目的开发。两方面分工不分家,经常会商,互相支持,协同―致。当时我社还面临一个重大的实际困难,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正是我社基建重大发展的时期,古籍印刷厂、西郊厂房、仓库、大量的职工住房都在兴建,处处要钱,而挤压着《续修》的资金投入,社内部分同仁为此担心。我认为即便举债,也要上《续修》,并确保基建与常规项目的开展。我的观点得到班子的一致支持。后来的发展,证明了当时决策是正确的。《续修》编辑出版的八年,也是我社常规选题高速发展的八年,后来所形成的本社选题的“九个块面”,即对古籍名著集成性整理与出版,大型资料性丛书的出版,学术研究著作与普及传统文化知识读物的更新换代,熔学术性、知识性、鉴赏性于一炉的大中型画册的出版等,便是在当时形成的选题架构。各项基建都如期完成,成为后来本社和老职工们的一笔重要资产,当“蓄水池”放水时,连同常规选题开拓所取得的经济效益,使所举的那些债务很快就得到清偿。当然,这是后话了,为便于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,作此概述,现在“言归正传”。

  1994 年6 月,我获悉宋木文同志(新闻出版署原署长、时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)在北京酝酿编纂出版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的方案,编纂班子已基本落实,深圳市南山区政府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十分重视文化建设,拟投资此项工程。他们正在选择出版单位。经过社领导班子讨论,在赵昌平(总编辑)、李伟国(副社长兼副总编)、高章采(副社长)等同志的支持下,我即与宋木文同志联系,表示愿意承担出版任务。宋木文同志对出版界的情况十分了解,他认为“上海古籍出版社是一家老社,领导班子团结务实,编辑力量强,有经营管理经验”,当即表示欢迎。于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承担了这项划时代的文化出版工程的编辑、出版工作。

  1994 年7 月4 日—5日,在北京龙泉宾馆召开了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编纂出版工作会议,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、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、文化部图书馆司、中共深圳市南山区委、上海古籍出版社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会议,并邀请北京图书馆(现国家图书馆)、上海图书馆等5家大型图书馆古籍版本专家参加。会议讨论了全书编纂的必要性、学术价值及其整体面貌与框架,收书范围与编选原则,确定了全书的编纂出版方案。会议认为,全书应包括:1. 《 四库全书》未收的乾隆以前有学术价值的著述;2. 《 四库存目》及禁毁书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;3. 《 四库全书》已收而版本残劣,有善本足可替代者;4. 《 四库全书》未及收入的乾嘉以来著述之重要者;5. 《 四库全书》所不收的戏曲、小说,取其有重要文学价值者;6. 新从域外访回之汉籍而合于本书选录条件者;7. 新出土的简帛类古籍而卷帙成编者。在此7项之中,第4项是全书的重点。会议决定成立工作委员会和编纂委员会,由宋木文同志任工作委员会主任,伍杰同志(曾任中宣部出版局长、干部局长,时任中国版协副主席)任常务副主任。编纂委员会由工委会聘任,主编请德高望重的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先生担任,他一生致力于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,文化底蕴深厚,他还担任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主编,编委会中,有不少版本目录学家,又有全国各主要图书馆的参与和支持,对于确定选目和取舍版本是有利的,由他担任主编可以说是众望所归。主持编委会日常工作的是著名学者傅璇琮先生(时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、中华书局总编辑),后与顾老一起担任主编,常务副主编由李致忠同志(北京图书馆业务处长、原善本部主任)担任。会议还确定全书的投资方案,决定由深圳市南山区政府投资三分之二,上海古籍出版社承担全书的出版任务并投资三分之一。同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提出全书的征订工作方案,并积极开展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的宣传工作。随后,人民日报、光明日报、新闻出版报、文汇报、解放日报、新民晚报等多家报纸刊登了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开始编纂的消息,续修《四库全书》的工程全面启动。

  1995 年8 月24 日,为《续修四库全书》“经部 · 易类”40 册面世,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出版座谈会。与会专家学者从学术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上充分肯定了续修《四库全书》的重要意义。“经部 · 易类”40 册的顺利出版,开了好头,为后续工作积累了编纂出版工作经验,从此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的编纂出版全面展开。随后编纂出版按照计划顺利进行:1997 年经部260 册,1999 年1 月史部670 册,2000 年初子部370 册,2002 年3 月集部500册,前后八年时间,完成了全套1800 册的编纂出版任务。

  2002 年5 月9 日,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出版座谈会,并陈列全套1800 册的《续修四库全书》,砌成一座厚重高大的“书墙”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出席座谈会,盛赞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的出版是“功在当代,泽及后世”的盛举。他还说: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和《四库全书》相配套,构筑起一座中华传统文化的大型书库,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,对保存、研究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,必将产生重大的影响。他希望大家认真总结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工作的经验,为保护、挖掘、整理文化遗产,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。

  谨慎操作保质量

  《续修四库全书》作为一套特大型的古籍影印丛书,既有一般古籍影印图书的共性,也因其特大型、持续时间长的特性,决定了它的编纂出版工作十分复杂,难度极大。八年时间,我先后和李伟国、王兴康同志(时已提副社长、后任社长)全力以赴,带领编辑、出版、发行部门的有关人员,以“团结、敬业、开拓、奉献”的精神,克服时间紧迫、任务繁重的困难,不断提高工作效率,以精益求精,谨慎操作,质量第一的工作态度,认真负责地做好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的编辑出版工作。

  为了确保圆满完成编辑和出版任务,我社成立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编辑室,由资深的编审、年富力强的青年编辑以及有较丰富出版经验的技术编辑组成。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的编辑出版流程大致包括以下十几个环节:确认选目,核查藏书单位,借书,清点登录,还原复制,编辑初审,拼版,描修,电脑制作,编定辑封,中缝卷序,各册顺序,二审,三审,设计出版格式,制版印刷,装订成册。由于环节较多,各环节之间难免产生矛盾,有时出现埋怨、扯皮、推诿等现象。我们根据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编辑出版工作的特点和难点,制定了一系列编辑发稿加工的规章条例,有《底本图书的借用和复制工作程序》、《续修四库全书审稿要点》、《分册目录与辑封著录条例》、《拼版制作的步骤和要求》等,这些实用性很强的操作条例的制订,给整套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起了规范程序的作用,使整个编辑出版工作有章可循,井然有序,确保全书编辑出版工作的连贯性和一致性,保证了编辑出版质量。

  出版社与编委会紧密合作十分重要。上海古籍出版社在编委会有一位副主编、两位编委,他们也直接参加了编选工作。编委会提出选目和版本方案后的各项工作都由出版社来完成,包括核查藏书单位、核对选目和选定底本、借书与还原复制,以及编辑的各个环节。各部类的选目经编委会认证筛选确定,并经众多专家的审核后才确认下来,具有学术上的权威性,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,不可能把每种书都征集到北京加以遴选,难免百密一疏。真正能将全部图书放在面前比对审定的,只能是出版社的编辑。影印图书质量的好坏,最关键的是底本的优劣,尽可能寻找好的版本,即内容完整、字迹清晰的版本作底本,是保证全书质量的前提。为了尽可能选择最好、最早、最为完整的底本,必须对稿本、抄本、批校本与刊刻本进行对照比较,慎重抉择,还要对缺卷残页进行配补等,工作量及其难度之大为一般人难以想象。在长达六年半的借书过程中,负责资料收集和底本借阅的水赉佑等同志,奔波于国内各种图书馆、博物馆和私人藏家共115 处,还联系部分海外图书馆及私人藏书,查阅图书15000 余种,最后选用5213 种(不包括附录),用书单位82 家(不包括国外及私人藏书)。同时,因配补而用的图书达1800 种,补配约12000 页。在工委会的指导和协调下,编辑室与编委会紧密配合,大家心往一处想,劲往一处使,提高了出版质量和加快出书进度。

  在编辑工作紧张和严密地进行的同时,印刷工作也随之跟上。严格把住印刷装订质量关,对质量未能达标的图书就推倒重来。在第一批印制“经部 · 易类”40 册时,发现有些已印订好的书装订太松、书脊过大,封面墨粉片和电化铝易脱落,经工委会和出版社研究后决定报废重做,对已经发出去的前十册也主动发函收回重装,受到客户的好评。此后在印刷出版的全过程严格把好质量关,从而使全书达到精品图书的要求。

  市场运作创新例

  《续修四库全书》虽经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立项,并由新闻出版署列入国家“八五”重点图书出版规划,但并无资金补贴,所有编纂出版费用均靠自筹。由于这项特大型出版工程编纂出版的时间跨度很长,需要巨额投资,最初预计,完成这套大书需要投资8 千万元,经济上面临巨大压力。在确保编纂出版和印制质量的前提下,宣传、征订、发行工作的好坏也直接关系到全书的成败。因此,从这项工程启动开始,上海古籍出版社就提出全书的宣传征订方案,并在媒体刊登大幅广告。1995 年11月,我社在香港举办“上海古籍出版社图书展”,同时展出刚出版的《续修四库全书》“经部 · 易类”40 册,我利用这个机会在香港召开记者招待会,推介《续修四库全书》,会后香港《大公报》、《文汇报》等报刊纷纷刊登文章,介绍这套大书,扩大在海外的影响。在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工委会的协调下,上海古籍出版社在通过新华书店系统征订、发行外,还与中国版协、深圳市南山区政府组织专门的发行队伍,分片到全国各地向客户直销。文化部图书馆司还向各省市文化厅和图书馆发文推动征订工作。在编纂、出版的全过程,大家都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、征订,并做好发行工作,随着征订数不断增加,预收款采取滚动式经营的方式,陆续投入编纂出版和印刷制作,大幅度地减少投资压力。全书各项成本支出超过1 亿元,由于采取了分段出版、边售边投的模式,实际投资1050万元(其中深圳市南山区政府出资700万元,上海古籍出版社出资350万元)。全书出齐后即陆续返回投资款。本书成为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,进行大型出版项目运作的成功案例。

  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出版后取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,其学术价值和出版质量也为学术界和出版界所肯定,并于2003 年荣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和第四届全国古籍图书奖荣誉奖。2013 年8 月,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、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公布的“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出版图书”,从新中国成立60 年以来所出版的25000 余种古籍图书中推出第一批91 种古籍整理出版的精品力作的杰出代表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列选其中。这是对这项大型出版工程的组织者、编纂、出版者的最大鼓励。正如宋木文同志在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出版座谈会上说的:“亲身参与编纂出版这部巨型丛书,是我们的光荣;生活在有条件出版这部巨型丛书的安宁昌盛的时代,是我们的幸运!”

 

(来源:古籍新书报 2016年4月)